推动中国城市崛起的三大因素,改革开放40年中国

来源:http://www.mypv3.com 作者:智能产品 人气:93 发布时间:2019-11-16
摘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推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贫穷的乡村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制造大国和富裕的城市社会,还促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推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贫穷的乡村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制造大国和富裕的城市社会,还促使全球提前进入城市时代,即促使全球城市人口超过50%提前了大约1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自我发展动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了企业的全球化分工、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和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性,这三个因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前行。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的快速崛起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中国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产生了人口半城市化、过度土地城市化、城市建设超前等问题。

城镇化水平显着提高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推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贫穷的乡村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制造大国和富裕的城市社会,还促使全球提前进入城市时代,即促使全球城市人口超过50%提前了大约1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自我发展动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了企业的全球化分工、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和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性,这三个因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城镇化水平显着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多,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发展质量明显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企业的全球化分工使中国城市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外溢效益

一、城镇化水平显着提高

1978年,全国只有193个城市和2000个小城镇。经过1978—2002年撤乡设镇、撤县设市和撤行署设市的数量扩张,1992—2013年开发区建设热潮、新城区建设热潮和撤县市设区热潮的规模扩展,2002—2018年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的集群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中,总体城市格局以聚集为主要特征,近些年出现了局部扩散的现象,大都市周边城镇、二线城市和中部地区城市正在加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新一轮经济一体化和分工浪潮。信息技术革命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推动全球产业分工向着全球产业链分工升级,跨国公司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在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基于价值链来重新布局产业链,将技术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与生产环节转移至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恰在此时,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参与到了这一全球分工进程。20世纪80年代,通过设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港口城市、建设珠三角沿海城市开放区和设立海南省,我国快速实现了沿海城市的率先开放格局。20世纪90年代,通过建立浦东新区和实施沿边、沿江、沿路及内陆开放战略,迅速实现了全国城市的全面开放格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新分工背景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使得全球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为中国的城市所用,促使中国的城市以远高于仅依靠自我积累发展的速度而崛起成为可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城镇化的新篇章,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到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1978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人口惊人聚集,市民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经历1978—1995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提升的城镇化前期、1996—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加速提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提升的城镇化中前期、2011—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放缓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升的城镇化中后期,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至2017年的36396元,人均寿命由1978年的68岁提高至2017年的76.5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57年上升至2016年的8.5年。

劳动力的非农聚集使中国城市获得了递增的规模报酬

恢复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基本停滞。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产生;城乡农贸市场重新恢复和开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批农民转移到市场或工厂;下乡知青与下放干部陆续返城;对外开放梯度战略的实施与经济特区城市的逐渐崛起等,促进了城镇经济的活跃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198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21.62%,比1978年末提高3.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4个百分点。

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中国城镇经济40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5年乡镇工业突起,外资流入工业企业,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1996—2013年外资和城镇建设共同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2013以来城镇化对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化。40年间,城镇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1988年,城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左右,到2016年超过了80%;1978年,全部城镇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到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达53364亿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5年的29.7%。

全球分工带来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与中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带来了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即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市地区的聚集。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拥有显著的数量优势。人口众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潜在优势,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和人口政策,使得中国农业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无限供给的潜力。其次,中国农村劳动力拥有难得的质量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心灵手巧的技能。重视教育的传统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后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培养了数量可观的中高端人才。最后,改革开放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聚集成为可能。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释放出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带干粮进城务工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剩余农业劳动力有动力也有条件进城经商务工或者生活。

稳步发展阶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重点转向城市。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松动,建市建镇标准适时调整,拓宽了农村人口流向城镇的通道,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我国改革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市作为非农产业活动的中心,集聚作用进一步凸显。199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29.04%,比1983年末提高7.4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

40年的城镇化,城镇空间快速扩张,城镇环境日新月异。空间扩张是城镇发展的基本保障,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92年各地小城镇建设热潮导致的城镇空间加速拓展,1992—2003年各类功能区建设推动城镇空间快速拓展,2004—2013年综合功能新城新区建设推动城镇空间加速拓展,2014—2018年以存量空间开发为主的旧城改造导致的城镇空间拓展的减速期。从1978到2016年,中国城镇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镇建设用地分别增长了7.44倍和7.88倍。与此同时,1981年末全国城镇公园绿地面积只有2.2万公顷,2016年末达到65.4万公顷。轨道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末全国仅北京有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23.6公里,2017年末有32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达4484公里。此外,现代化的电讯、信息、互联网、物联网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气的公用基础设施不仅在城市普及,而且在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也形成了网络化体系。

最终,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形成并促进了经济的聚集效应,产生了递增的规模报酬。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到外资企业和大城市的形成,多样化的企业和都市区、城市群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自我强化机制,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崛起。

快速发展阶段。1996年起,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珠三角、长三角开始,以产业升级为基础,市场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城镇化率也随之大幅度提高。201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比1995年末提高22.2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

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新型城镇化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进程进入坚持以人为本、注重质量提升的新阶段。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现“三个一亿人”的目标。近年来,为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不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加快。从2011年末至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7.2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1个百分点。2017年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2.35%。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进程,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领域开拓创新和艰辛探索的结果,其中积累的许多宝贵经验,为中国将来的城镇发展和世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在分税制改革的影响下,各个城市的政府需要通过改善各自的营商环境来吸引跨国企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入,这种城市之间的竞争行为,促进了产业聚集、人口聚集和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最终带动了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首先,分税制改革使得城市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经济的动力和能力。其次,城市之间为吸引企业和生产要素也会形成竞争,这一竞争加快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促使城市之间从重复建设走向分工合作和良性竞争。最终,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发展带来土地等城市资源的增值,也带来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提升,这两方面都会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多潜在的资金支撑,从而支持城市政府大大加快了土地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速度。

二、城市发展呈现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40年城镇化进程中,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保持中国城市的持续发展,建设高质量的中国城市,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中国城市崛起的实践探索推动了城市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数量显着增加。1978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9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1个,县级市92个。2017年末,全国城市达661个,比1978年末增加468个,增长2.4倍。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8个,增加197个,增长2.0倍;县级市363个,增加271个,增长3.0倍。建制镇21116个,比1978年末增加18940个,增长8.7倍。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不断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的快速崛起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中国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产生了人口半城市化、过度土地城市化、城市建设超前等问题。要认识到,这些失衡现象的出现是阶段性的,只要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市发展的战略、制度、政策和措施,化解因过快增长而带来的分化和失衡问题,中国的城市就可以在跨越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持久繁荣。

城市规模显着扩大。城市人口快速增多,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按户籍人口[1]规模划分,2017年末,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6个,而1978年末只有上海市一个;300-5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25个,而1978年末只有3个;50-3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271个,1978年末有60个;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达到349个,1978年末有129个。开发区、工业园、新城和新区等不断设立,城市建设快速突破老城区的界限,建成区面积显着扩张。2016年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5.4万平方公里,比1981年末增加4.7万平方公里,增长6.7倍。

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首先,市场经济主体的涌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过去40年间,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建立和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企业的经济主体地位不断明晰并受到保护,大量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形成了推动城镇发展强大而持久的内驱力。其次,市场体系的完善为城镇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1979—1993年间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其后的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至2003年,我国城镇当中的一般商品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都实现了市场配置和市场定价。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化程度愈益加深,市场在城镇经济当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再次,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为中国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政府逐步转变职能向市场让渡配置资源的空间,激发和释放了城市的市场活力;政府提供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打破了城镇发展的瓶颈;政府凝聚各方智慧形成顺应规律的发展战略决策,整体上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镇的经济繁荣。

40年来中国城市崛起过程中的创新探索,也为城市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素材。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城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了制度变量。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城市经济学研究,将土地私有化作为不变的隐含假定。在中国的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制度安排以及财税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土地使用权及其出让金成为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融资的重要工具。这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支持了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对理论发展提出新的需求。二是增加了政府的作用。现实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时空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主体利益具有独立性,由于空间资源禀赋等的非均质性,空间竞争不可避免,政府作为城市空间利益的代理人,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城市之间的竞争,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政府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进入哪些领域,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更好的回答。三是扩展了经济系统。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主要针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国城市快速崛起的事实则显示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分工所带来的外部资金与当地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可以带来远高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先期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所导致的低水平工资,会形成成本优势带动工业化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化发展速度,进而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后期剩余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带来的工资增长,将促使城市化的水平逐步赶上工业化的水平。

区域分布更加均衡。2017年末,我国东部地区城市有212个,比1978年末增加160个,增长3.1倍;中部地区城市有170个,增加114个,增长2.0倍;西部地区城市有190个,增加135个,增长2.5倍;东北地区城市有89个,增加59个,增长2.0倍。2000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发布,提高了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城市的空间布局不断优化。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2011年以来增加的11个地级市中,有9个位于西部地区。

四是坚持扩大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与发达经济体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纷纷将技术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和生产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分工逐渐形成。中国抓住机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及时参与到全球分工的链条当中,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等措施,快速实现了沿海城市的率先开放格局;通过建立浦东新区和实行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及内陆开放,实现了全国城市的全方位开放格局;通过加入WTO,中国城市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城市开启了全方位的双向开放。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分工,中国城市通过利用全球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和外溢创造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也为中国城镇发展提供了择优学习的条件。通过购买引进、合作交流等途径,向国内外先进城市学习,使得4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成本低、速度快、成果新,甚至在基础设施等硬软件方面远优于、新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

(作者:倪鹏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城市群不断发展壮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发展的行政壁垒逐渐被打破,传统的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二十世纪80年代,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开始突破所在省、市的行政界限,初步形成横向经济协作群。90年代,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市场为纽带,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一些省区的发达区域,一批城市群初步形成。进入新世纪,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发展速度快,引领作用强,集聚效应明显,逐渐发展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城市群建设工作,城市群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的目标。目前,国家已批复长江中游、哈长和成渝等9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抱团”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新潮流,城市群正在重构中国经济“新版图”。

五是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仅兼容而且共促共进,这一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镇的持续发展。此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制度、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价格双轨制、开辟特区新区、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也对中国城镇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三、城市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

城镇化发展为中国特色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姓名:倪鹏飞 工作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城市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首先,丰富了城市经济学的内涵。传统的城市化理论多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的框架下,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发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与转型提供了理论来源。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全球分工所带来的外部资金与当地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加之全球市场,可以带来远高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此外,先期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所导致的工资低下形成的成本优势,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后期剩余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所带动的工资增长,又将导致城市化水平逐步赶上工业化水平。

经济实力显着提高。城市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1988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7025亿元,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到2016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超过80%。其中,仅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466682亿元,占全国的62.7%。城市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效益全面提高。1978年末,城市各类工业企业只有83250个,全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477亿元。到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74718个,全年利润总额达34400亿元。各类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私营企业表现最为突出。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有86554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49.5%。城市财政实力明显增强。1978年,全部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到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达53364亿元。

其次,丰富了中心—外围理论的内涵。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城市格局的变化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先聚集后扩散,一种是只聚集不扩散。其中,多数国家的实践呈现的是后一种路径。中国的大国特征及条件,使得城市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三种特征:首先是聚集突破效应,即,虽然人均资源少,但总量规模大,因此可以把资源优先集中在极少数的中心城市,实现城市发展和转型的率先突破;其次是分步分散效应,即,由于疆域辽阔和区域差异大,中心区域的城市不可能在完成聚集后转入全面扩散,而是先重点扩散,即向条件次优的区域扩散,之后再逐步向更大范围扩散;再次是高速持续效应,即,由于空间足够大,差异足够大,城市的扩散可以逐步分梯次推进,使增长和转型在城市之间形成接力,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力军。1990年,地级以上城市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6.6%、60.4%和33.0%。到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1%、41.9%和55.0%。从2011年开始,地级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快速提高,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超过50%,占到了城市经济的半壁江山。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城市市场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1978年,全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只有449亿元。到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达212164亿元,地级以上城市年末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达到12万个。

最后,为中国特色城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以往的城市经济学主要讨论一般性的城市空间均衡问题和城市发展问题,有关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经济学还鲜有讨论。中国城市40年来的发展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城市经济学是在解释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比如,经济制度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动态变化的,参与城市经济的主体包括城市政府、企业、流动人口等;再比如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引擎,既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和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又包括全球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将资金和产业迁移到中国城市,还包括中国城市政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作用不同,能够接力促进城市的发展。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成果层出不穷,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专利申请受理量212万项,比2012年增加26万项,增长14.0%;发明专利授权量22.6万项,增加8.7万项,增长62.6%;科学技术支出2686亿元,增加1268亿元,增长89.4%。

(作者:倪鹏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四、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投入持续增加,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更加便利。

公共服务能力快速提升。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各阶段教育事业稳步发展。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教育支出11044亿元,而1978年,全部城市的财政支出只有127亿元。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普通高等学校2533所,比1978年末增加2012所,在校学生2785万人,增加2718万人;中等职业学校4800所,增加2028所,在校学生768万人,增加700万人;普通中学22025所,增加8347所;普通小学45022所,增加6697所;各级各类学校教师567万人,增加372万人。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正式确立九年义务教育制,从法律上促进和保障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素质的提高。2006年,将不收杂费纳入义务教育法,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目前,多个地区正在推行15年免费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也逐渐免费,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大大提高。文化事业投入不断增加,文化软实力显着提升。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345亿元,比2012年增加459亿元,增长51.8%。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服务能力大幅度提高。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医院、卫生院达到24675个,医生172万人,床位数354万张,而1978年末全部城市只有33万名医生和23万张床位。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医疗卫生支出5202亿元,比2012年增加2571亿元,增长97.7%。

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13833亿元,而1978年仅有17亿元;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7460亿元,而1978年仅有12亿元;地级以上城市交通运输支出达3672亿元,比2012年增加1423亿元,增长38.8%。公共交通建设成就卓着。2016年末,我国城市道路长度38.2万公里,而1978年末只有2.7万公里;城市道路面积75.4亿平方米,而1978年末仅有2.3亿平方米。轨道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末,我国仅北京有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23.6公里。到2017年末,有32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车站3040个,运营线路达149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4484公里。传统公共交通和智能交通融合发展。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实有公共汽车营运车辆47.7万辆,出租车95.4万辆,而1978年末全部城市公共汽车拥有量只有1.7万辆。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总量627亿人次,而1978年全部城市客运人数只有132亿人次。

信息网络迅猛发展。随着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网络覆盖率迅速提升,提速降费改革持续推进,“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电信业务收入13511亿元,比2012年增加2578亿元,增长23.6%。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3G以上移动电话用户数6.7亿户,比2012年末增加4.3亿户,增长1.8倍;互联网用户数达25510万户,增加5725万户,增长28.9%。“十三五”规划纲要把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国家规划,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都制定了有关方案,智慧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

水、电、气等生活资料供应充足。2016年末,我国城市用水普及率98.4%,比1978年末提高16.8个百分点;燃气普及率95.8%,提高81.4个百分点。全年城市供水总量581亿吨,比1978年增加502亿吨,增长6.4倍;供气总量1216亿立方米,而1978年仅有24亿立方米。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全社会用电量29146亿千瓦时。其中,居民生活用电4129亿千瓦时。而1978年,全部城市用电量只有1851亿千瓦时。其中,市政生活用电量也只有172亿千瓦时。

五、城市美丽宜居建设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城市的宜居性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快速提高,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生态建设持续加强。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和《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相继出台,从制度上保障了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规范推进。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增加。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节能环保支出达到2192亿元,比2012年增加983亿元,增长81.3%。城市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固定资产投资从无到有,2016年分别达到1670亿元和445亿元。环境治理力度持续加大。2016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3.4%,比2012年提高6.1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6.6%,提高11.8个百分点。地级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191亿吨,比2012年下降32.0%;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710万吨,下降58.6%,下降趋势十分明显。2016年末,城市排水管道长度57.7万公里,而1978年末仅有2.0万公里。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城市环境不断改善。2016年末,我国城市公园绿地面积65.4万公顷,而1981年末只有2.2万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7平方米,而1981年末只有1.5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3%,比1986年末提高23.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绿地率36.4%,比1996年末提高17.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海绵城市”建设持续推进。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越来越多城市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改造和治理境内水系和路网交通,就地消纳和利用降雨,提高了城市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精神文明蔚然成风。城市的市容市貌更加干净、整洁和有序。许多城市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工商、税务和110等窗口服务行业的服务更加文明规范,投诉机制更加便捷有效。市民素质显着提高,在公共场所的行为更加文明,自觉排队、让座等行为越来越普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彰显,一大批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涌现出来。截至2017年末,我国已评选表彰了五届共176个全国文明城市。其中,省会城市23个,地级市80个,直辖市城区17个,县级市56个。

六、城市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城镇就业持续增长,居民收入和支出明显增加,社会保障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

就业收入大幅度增加。城市就业从“统包统配”走向市场调节,就业人员高速增长,就业结构持续优化。2017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42462万人,比1978年末增加32948万人,增长3.5倍。1978年,非公经济只有个体工商户一种形式,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0.2%。到2017年末,国有和集体单位之外的非公经济就业人员所占比重达84.8%,成为城镇就业的主渠道。城乡就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变。1978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23.7%,2014年首次超过乡村,2017年末达到54.7%。就业扩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带动城镇居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4.4倍。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单一,主要是工资收入和少量的利息收入。到2017年,非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明显扩大,达39.0%。其中,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为11.2%,财产净收入为9.9%,转移净收入为17.9%。

消费支出和生活质量显着提高。城镇居民生活从基本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连续跨越。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0.4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28.6%,比1978年的57.5%下降28.9个百分点。生活水平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质量不断提高,消费方式更加多样化。在餐饮方面,食品从短缺到富足,人们更加注重营养均衡,粗细搭配,风味口感和绿色卫生等。在衣着方面,从穿暖向穿美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转变,质量明显提高,成为个人审美的体现和自我形象的展示。在住房方面,人均居住面积大幅度增加,室内装修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住房质量不断提高。在出行方面,交通工具更加丰富、多样、方便,新型节能交通工具日渐兴起。在生活用品方面,智能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耐用消费品全面普及,汽车等大件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私人汽车拥有量15968万辆,比2008年末的4193万辆,增长2.8倍。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共享单车、网上订餐、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等新型消费方式不断涌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日益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城市不断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建成了一整套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44亿元,住房保障支出3193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73.6%和103.8%。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9875万人、18788万人和12392万人,比2012年末分别增加3635万人、2548万人和2498万人;社区服务设施24.6万个,增加11.1万个;社会福利院床位168万张,增加46万张。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前景更加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城市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文中大部分指标的统计口径为市辖区,特别说明的除外。

本文由js333.com发布于智能产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推动中国城市崛起的三大因素,改革开放40年中国

关键词:

最火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