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新闻事实核查实践探究,网络传播下的舆

来源:http://www.mypv3.com 作者:智能产品 人气:140 发布时间:2019-11-22
摘要:作为理性声音的自媒体事实核查类别 新媒体时代国际舆情呈现新特点 不管是对具体新闻信息点的真假程度进行事实核查,还是对新闻背景信息进行深度挖掘,都是新闻事实核查的不同

作为理性声音的自媒体事实核查类别

新媒体时代国际舆情呈现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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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对具体新闻信息点的真假程度进行事实核查,还是对新闻背景信息进行深度挖掘,都是新闻事实核查的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都是对新闻事实核查思维的具体实践,对深入解读新闻事件与了解新闻真相有重要意义。

首先,自媒体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特性,导致国际舆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主体,既有个人用户,也有兴趣小组、媒体、企业及非政府组织,这些多元的主体摆脱了对传统“中心”的依赖,衍生出大量微中心。

图1“双汇高管不当言论”舆情信息传播渠道统计图

事实核查可以分为对事实要素进行核实和解读两种情况。对事实要素进行核实主要是对既有新闻报道中的信息点进行真假的可信度核实。对事实要素进行解读是对新闻事件中的相关信息点进行深度挖掘,进一步解读事实真相。对新闻事实进行解读就是透过新闻事实,对新闻背后的公共性进行探究的新闻实践。一般此类事实核查需要核查者对事件有足够强的洞察力,虽然该信息点并没有出现,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线索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来丰富新闻事件的解读,加深并拓宽网民对新闻事件的了解。比如携程幼儿园虐童事件,新闻事实只是集中在幼儿园老师的虐童细节,但是自媒体事实核查可以对幼儿园资质、企业办幼儿园背后的社会关系等信息进行探究,从而还原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对已有事实进行解读是将已经浮出水面的新闻事实作为冰山一角,对水面之下被遮蔽的相关事实进行全方位解读,是从新闻事实走向新闻公共性的具体实践。

在新媒体时代,伴随着舆论场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自媒体转换,舆情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机制较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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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写作是新闻专业性的外在体现。客观性写作的过程要求作者抽离主观情绪,进行零度写作。零度写作是一种以“零度”的感情投入到写作行为当中去的状态,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这种中性的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又毫不介入其中。零度写作可以有效地避免春秋笔法,从而以理性思考为主要表现方式,放弃哗众取宠和情感消费。事实上,某些自媒体营销号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主动放弃探究真相,故意降低姿态,站在普通大众的认知高度,从大众的认知预设出发,写出大众想要宣泄的情绪,从而取悦大众获取流量。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会经常使用模棱两可的形容词、副词,较多使用流行的网络用语与网民形成接近性,极力渲染场景与氛围,甚至直接对新闻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从而形成非理性的情感宣泄。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微信论战突出行业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

事实核查的基本操作过程首先需要核查人摆脱预设立场的优先判断。在很多新闻事件的解读过程中,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普通网民,对新闻事件中突出的信息点都会有强烈的情感预设,这个预设一般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新闻事件中的人物进行激烈抨击,其次是对有刻板印象的群体通过加标签的方式模式化、脸谱化。预设立场会干扰新闻传播的过程,尤其是通过情绪消费遮蔽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

国际舆情引导面临多重难点

证据之间的合逻辑性是事实核查的核心所在。在对数据进行查证的过程中,事实核查人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对新闻信息进行层层推进,将新闻事件中的复杂关系层层剥离,将既有信息点作为逻辑推理的事实起点,经过合理的逻辑推演,形成证据链条之间的自洽性,这是整个事实核查中最主要的隐形主线,是新闻事实核查过程能够行得通的重要依托。

第三,从信息的属性看,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冲突等多方面原因,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往往观点发酵先于事实。事实的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公众极易受到情感和观点的左右,舆论容易偏离正常的轨道。网民把观点等同于事实,容易受到不实言论的蛊惑,进而引发舆情。

网民经常表现出的情绪包括愤怒、同情、怜悯等。以叙利亚三岁难民遗体漂浮在土耳其海滩事件为例,该照片出现之后迅速传遍全球社交平台,众多艺术家纷纷对原照片进行加工创作,以同情、怜悯为主的情绪伴随图片传播。在此新闻事件中怜悯情绪是最重的传播砝码,但是对于叙利亚难民危机这一复杂新闻事件解读相当少,或者说数量众多的网民只愿意消费这张难民照片,但是不愿意去了解复杂的难民危机。这是“后真相”时代自媒体新闻经常出现的情况,网民最关心的是瞬间触动的情绪,但不是情绪背后的复杂社会现实。除了愤怒、同情、怜悯这些情绪,戏谑、调侃、恶搞等情绪传播也很容易引爆网络舆论,自媒体上这类案例不胜枚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事实核查研究”、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同质现象研究”(XSPYBZZ016)阶段性成果

双汇2015年财报公布之后,第一财经网发表的《美国生猪价格不及中国一半双汇大量进口狠赚一笔》一文分析了在猪肉市场一片萧条的情况下双汇2015年取得高额利润的原因。而证券时报网《双汇总裁:猪价将很快下降降一半才合理》则为行业深度分析奠定了基础,成为舆情的导火索。在4月4日至4月11日监测期内,与该舆情相关的新闻共73篇,微博27条,微信文章596篇,论坛信息513条。数据显示,微信是本次舆情事件最为重要的传播渠道。论坛信息虽然也很多,但多为网民讨论,而微信公众号文章多为畜牧行业业内人士所撰写,评论视角与认识高度决定这些文章的更具影响力。

自媒体处理事实一般分为三种情况:没有事实、事实不全和基于事实。没有事实是指在公共讨论中的具体事实压根不存在,一般是指对假新闻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事实本身是错误的或者不存在的,这使公共讨论失去根基。事实不全的情况最为普遍,事实虽然不全面,但还是基于一定事实,然而这并不是全部事实,自媒体账号对既有事实进行包装,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加工营销,以“罗尔事件”为白血病女儿筹款最后反转最为典型。而基于事实的情绪煽动,这样的情况一般较多存在于法律热点事件中。法律事件成为舆论热点是因为涉及法律的事实一般都在普通网民的生活之外,这类事实比如惊悚的杀人案件等情节本身,就可以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

凡此种种,造成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不是“自塑”。

本次事件也印证了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传播新特点:由微博点燃舆情,微信后续深度跟进评论引发舆情高涨。微信是强关系型的媒体,朋友圈除了亲人、同学、朋友之外最多的人便是业务相关者,基于行业组成的微信社群及微信公众号文章对行业有着独特的解读视角。因此,微信已经成为企业舆情的重灾区。企业要学会运用新媒体来应对舆情危机事件。

自媒体事实核查的客观操作实践

众声喧哗加剧国际共识的凝聚难度。所谓共识,是指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或共同认知,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以及对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和理解。传统国际舆论主要由西方主流媒体形塑,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脸书、推特、优兔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国际舆论生产的又一重要场域。新型舆论场域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舆情的整体格局,也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和国际共识观念的剧变。

4月5日,微信公众号浪涛金观察发表《一边诋毁双汇,一边力挺雨润,这个披着“会长”外衣的王中究竟是何居心?》,直指王中为竞争对手雨润站台说话,该文的阅读量也突破2万多次。

与传统的新闻业秉承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同,“后真相”时代的自媒体崇尚的理念是:事实不再重要——即将事实本身放置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事实被抽空之后,新闻事件的细节就会成为自媒体上舆论讨论的热点,人物与细节使舆情讨论变成故事消费,此类舆情中蕴含大量可传染情绪,这些情绪一般是愤怒、戏谑、同情、搞笑等。“后真相”时代事实消解后,热点舆情中的情感消费成为主要趋势,因此加强自媒体新闻事实核查实践的研究尤为重要。

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论共同体群体化主要表现在:首先,西方大国的涉华舆情分化比较明显。美国更加消极,主要体现在南海、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欧洲的对华态度转向友好,特别在经济议题上,积极响应中国的经济合作新倡议,认为中国发展是欧洲发展的重大机遇;周边邻国涉华舆情呈二元分离分化,依然奉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策略;以南非、俄罗斯、巴基斯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涉华舆情以积极反应居多;印度的涉华舆情则呈现出“爱恨交织”的局面,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与中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再加上个别西方大国的挑拨离间,故而经常在地缘政治上大做文章。

、双汇将继续保持优势,不会产生大规模抵制运动

传播学属于准科学领域,可以使用科学精神对材料和数据进行收集和归纳。对新闻信息中的信息点进行事实核查是一种类似科学精神的逻辑推理过程,需要摆脱预设立场,找到切实证据,找到证据之间的交叉印证关系,最终通过逻辑推演完成客观性写作。

第二,从舆论场讨论的议题来看,除了涉及中国主导的国际事件与话题如“一带一路”倡议、G20峰会,以及涉及中国或华人群体的新闻热点如章莹颖事件、法国尼斯遇袭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容易引发舆情。

基于新闻事件的公共讨论变成故事消费,但对于新闻事件的真相以及其所涉及的深层社会问题反思极少。新闻事件中的故事,尤其是故事中的细节成为引发公共讨论的主要内容。新闻事件中的故事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具有一定的反常性,媒体将此类事件进行报道时为了吸引眼球,会过多描绘新闻事件的具体细节,与此同时网民也以猎奇心理对此类事件进行消费和传播。

其次,自媒体的碎片化传播进一步分裂了受众,消解了元叙事和理性意义,表现为对主流价值报道的缺失、观点的分散性、表达的随意性。总之,在自媒体舆论场域,对情感与信念的拥趸往往使舆论呈现“众声喧哗”的状态:互联网技术消解了舆论建构,改变了舆论的力量分配,赋予公众话语表达的能力和渠道,各种夹杂着情绪和利益诉求的言论在自媒体场域泛滥,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在民间舆论场溢散,舆论走向出现更多的可能性。特别是突发事件中频繁发生的舆情井喷,往往导致舆情走向难以控制的极端。

此后,双方在微信上展开一来一往的论战。王中、刘金涛均是在食品行业深耕多年的资深人士,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所经营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多为对行业的深度解析,通过圈内人士传播,容易扩散开来,形成影响力。本次论战微信成为主阵地,展示双方立场的微信文章被新闻媒体转发,由微信向各个传播渠道扩散。

自媒体事实核查的实践主体是多元的、自发的。这个主体并不一定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而是以事件相关领域的自媒体居多,每一个新闻事件的主题不同,事实核查的主体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对新闻主题较为熟悉的主体会对同类别事件快速完成事实核查。因为事实核查的主体经常是自发的、无组织的,这就意味着出现事实核查的理性声音是不可预测、零散地分布在网络世界中,同时事实核查的实践行动也大多是偶然的、不持续的。

树立互联网思维,占领国际新媒体舆论高地。如前所述,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自媒体在舆论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传统舆论引导思维与方式在新环境下面临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增强舆情引导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消费者。此次骂战,直指双汇没有良心,对不起亏损的养猪户,但对消费者来说,最近二师兄价格上天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消费者购物有两个动力:第一个是食品安全,第二个便是价格适中,物美价廉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双汇的美式产品只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就会有市场。从网络舆论看,网民对猪肉贵已经怨声载道,如果双汇借此次危机事件开展好让价促销活动,让利消费者,让消费者更加了解新产品,将会为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实现转危为机。因此,此次线上论战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线下消费行为。而国家从战略角度开放的进口猪肉市场,也会让更多企业加入到此行列中来,实现市场供需平衡的状态。

根据现有线索积极寻求有力证据是新闻事实核查的重要一环。根据已经公开可见的权威数据,如天眼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等,可以对有关新闻事件中涉及的相关机构信息进行直接查询,找出新闻事件背后的利益关系,对于解读新闻事件有重要帮助。很多浮于表面的事实之下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利益纠葛,在对数据解读的过程中,数据的可信度是个较大的问题,而寻求多方数据源成为必要的应对方法,将多方数据进行交叉印证,可以对数据进行全面证实和证伪,即使不能完全找到事实真相,也可以通过举证数据之间的矛盾关系质疑内容的真实性。对于事实核查来讲,找到数据之间的矛盾能够进行证伪就算完成任务,而证实则更需要专业记者的深度调查。

作者简介

4月8日,微信公众号浪涛金观察发表了《中国肉协谈进口肉:实现肉类产业可持续发展不是靠排斥进口肉》一文,用第三方机构来说明进口猪肉对保障国内消费者吃上健康猪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4月11日,该公众号又发表了《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等数十家主流媒体发声,支持双汇美式史密斯菲尔德品牌产品在北京盛妆上市!》一文,用权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的支持为双汇的美式产品站台说话。比起诋毁对手容易引起消费者反感的较low的做法,第三方机构及权威媒体的说法则让消费者感到立场客观、公正,值得信赖。

事实不再是引发网民情绪感染的根本原因,只有抽离事实或者将事实置于不重要的位置,情感才可能发酵为道德审判,理性才可能脱离讨论。无事实、无思考的情况下,大量网民被情绪牵动,自动加入事件传播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公共讨论基本只停留在情绪发泄和感情消费的层面。另外,由于新闻事件在社交平台持续保有热度的时间较短,所以舆情还没有触及事件的核心,公众注意力就已经进入下一个热点舆情了。

通过自媒体外交加强共识引导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等沟通是共识引导的前提。自媒体的核心是主体平等,这就要求舆情引导的传播必须打破“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搞强势传播,不把观念强加于人。同时,要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挑战,养成不回避、不逃避的沟通习惯。其次,要学会换位思考。要从粗放型“一对多”的传播转向“一对一”的精准传播,只有在综合考虑自媒体时代用户的关注点、接受心理的基础上,站在用户的角度精心设计,预测问题,回应关切,才能获得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再次,要软化共识引导的氛围。自媒体在传播中国理念的同时,要注意去符号化、去概念化,还要将政治话语形象化、故事化、案例化,使用浅显、通俗、易于被国外受众接受的表达方式,才能引发群体共鸣。

双汇危机公关的拐点从4月7日一财网发表的文章《双汇进口猪肉被骂“卖国”但中国猪肉全球最贵怎么办?》开始。该文标题容易引发消费者“肉价贵”的感同身受的心理支持,文章内容用数据陈述了影响中国猪肉高价的相关因素。新浪、网易、南方网等网站进行了转载报道。截止4月11日,新浪该文章的评论1600多条,3万多网民参与讨论。网易该文章跟帖1500多条,近3万网民参与讨论。网民评论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企业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双汇没错;第二,美国虽然允许养猪用瘦肉精,但与国内的各种添加剂相比,美国猪肉也不赖。当然,也有网民表示不再选择双汇。与7日前的一片声讨声相比,网民的情绪已经反转。网民喜欢在跟踪热点事件的过程中不断探明事实真相,一财网的数据引导起到了挽回消费者信心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假新闻泛滥增加舆情引导的成本。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制造和传播新闻的专业门槛被打破,极易造成假新闻泛滥。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为假新闻的产业化提供了契机。脸书、谷歌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广告商为新闻的每次点击付费,新闻内容发布者按点击量提成。相对事实新闻内容,经过策划包装的“假新闻”内容更容易获取用户点击,人为制造假新闻——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病毒式传播——获取用户点击点赞——赢得广告费,成了一种独特的数字淘金模式。另一方面,在舆情领域,社交媒体在传播范围、效率、成本、精准性、互动性、用户黏性等方面的优势,往往使假新闻成为政治集团的博弈工具。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宣传已经成为政治集团的必备手段,其中包括利用黑客手段窃取情报、炮制假新闻抹黑政治对手,甚至创建僵尸粉控制社交媒体舆论等方法。

如果说一财网与证券时报网的两篇报道是舆情导火索,那么王中4月4日在微信公众号谋易智造所撰《王中|双汇这次又想干什么》一文则拉开了“双汇进口猪肉”的论战畜牧。4月5日,《王中|双汇这次又想干什么》修订版发布。截止到4月8日12:00,两篇文章的阅读量近5万次。王中文章戳痛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之忧,道出了猪农在持续21个月低价行情下的痛苦心理,从情感上抓住了民众的心。图片 3图片 4

事实核查所要求的客观性写作需要核查人秉持新闻专业精神,对事实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有敏锐的新闻嗅觉,同时以客观、专业、求真、务实的态度对新闻事实进行冷静剖析、客观核查,只有这样,真相才有可能被最大限度地呈现。

传统国际舆论主要由西方主流媒体形塑,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脸书、推特、优兔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国际舆论生产的又一重要场域。新型舆论场域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舆情的整体格局,也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和国际共识观念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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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热点舆情中的情感消费

第四,从舆情的传播范围来看,一方面,新旧媒体的交互作用显著,国际主流媒体通过设置议程主导舆论,而网络社交媒体也显示出了推波助澜之势,这种态势促进了“全民围观”现象的形成;另一方面,国际舆情与国内舆情的“共振”也日趋明显,国内国外舆情的信息互联互通成为新常态,舆情的升级和转移现象时有发生。

根据二级传播理论,意见领袖是信息向受众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但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既是信息源,又是关键传播点。行业资深意见领袖,拥有众多粉丝。他们的评论分析文章,阅读量高、转发率高、影响深远。双汇事件证明,企业需要与自媒体人,尤其是意见领袖建立常态交流机制,采取不定期的企业现场参观、产品展示与试用等方式向其传递企业正规的生产流程及严格的产品管控模式,让其在关键时刻能够主动以亲身体验为企业现身说法。

加强事实核查,完善信息净化机制。针对舆情中的虚假信息,需建立健全事实核查机制,防止谣言、煽动性舆情信息的扩散,从而净化我国国际舆论氛围。从2010年开始,我国一些传统媒体也开始涉足事实核查领域,但内容都以“网络辟谣”为主,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也遭遇诟病,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还需要引入第三方机制,保证事实核查的客观、公正和透明。在技术层面,政府和媒体应更加重视对内容识别、分级和过滤技术的研发。在对事实进行评估时,应摒弃简单粗暴的“真”“假”二元对立思维,避免给出流于表面的事实核查结论,而应该深入、立体地还原事实,给出多层级的真实性评价。同时,还要建立科学的事实核查工作体系和专业的事实核查队伍。这一体系至少应包括精准识别、全面核查、动态调整和客观评估四个环节。四个环节的有序运转离不开一支专业的事实核查队伍,为了确保事实核查的客观、公正,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投入,确保这支队伍的专业素质。

、危机公关引入第三方机构更具说服力

多方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从舆情参与的主体看,信息生产、传播的门槛降至最低,人人都可能成为舆情的传播者。掌握“麦克风”的个体上至专家学者、媒体、政府官员,下至各界人士、网络大V、普通用户,他们基于不同的团体利益、价值观念、认知框架,参与对事实的解读,短时间内极易形成言论的“井喷式”爆发和扩散。特别是对于突发事件,因其影响面广、关注度高,更容易引发线上线下的联动,进而加剧舆情的传播广度与强度。

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情中出现的不实信息会严重损害中国形象,而对不实信息的核查将大大增加舆情引导的成本。由于社交媒体机器算法缺乏对假新闻进行事实核查的能力,无法判断信息内容的真假,因此,在舆情领域,亟须建立一套假新闻的纠错机制。理论上,这套机制在技术层面应涵盖假新闻的监测、识别、筛选、过滤等技术的研发,在人员层面涉及政府部门、专业媒体、平台企业和网民的协同合作,在制度层面则需要建立与国际衔接的治理假新闻的制度设计,凡此种种,都将增加舆情引导的技术、人力、财力等成本。

舆论共同体的群体化效应加剧。大众传播时代,舆论共同体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利益关系、共同兴趣、价值观、文化冲突等标签而形成。新媒体时代,舆论场圈层化现象较为突出,各个圈层中的利益相关者,依托互联网而跨越时间和空间阻隔,通过观点表达、相互声援等结为共同体。这些舆论共同体的群体化效应加剧,进而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化言论倾向值得警惕。所谓群体化效应,是指在群体决策中,个体意见受到群体讨论的影响,形成的原有倾向更加强化、观点更加极端的现象。新媒体时代的舆情,我们既能看到明显的圈层痕迹,也能看见圈层的此消彼长,圈层之间、圈层内部的分化与撕裂。即便如此,随着包括新闻媒体、自媒体在内的信息生产者利用算法更加精准地生产和推送信息,圈层在总体上得到固化,群体化将成为舆情的重要特征之一。

课题:图片 7

开展自媒体外交,加强共识引导。共识的形成,一方面建立在主体平等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科学的主体间沟通、对话和协商机制。新媒体时代,自媒体已然成为舆论的主要传播阵地,将自媒体纳入舆情引导的对象是大势所趋。在新形势下,要将中国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除了完善传统的对话、商谈、沟通机制外,还应重视自媒体公共外交在共识引导中的力量和作用。

一直以来,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论是我国国际环境的晴雨表,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策略和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伴随着舆论场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自媒体转换,舆情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机制较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大不同。准确把握国际上涉及我国舆情的新特点,有利于正确判断我国所处国际舆情的新形态,探索及时应对涉及我国国际舆情的新路径;有利于推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有利于提高国际舆论引导能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好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舆情广度和强度增强。当前,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情广度和强度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姓名:雷晓艳 工作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事实核查研究”、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同质现象研究”(XSPYBZZ016)阶段性成果)

舆论动态;国际传播;中国故事;互联网技术

对国际舆情的引导有待提高。新媒体时代,受众从传统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平台流动的趋势凸显,传统的阅听习惯逐渐被新媒体的接触习惯替代。在这种背景下,占领互联网阵地、梳理互联网思维应该成为舆论引导的转型方向。在舆论引导领域,占领互联网阵地是指打破传统的媒体分工观念,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理念、技术优势,发挥其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互联网思维是指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对舆情信息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目前,我们已初步建成了全球新闻采集和传播的网络,但在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方面,对国际舆情的引导依然乏力,主要表现在中国回应国际舆论、国际舆论议题设置、讲述中国故事方面。

舆情引导中的互联网思维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户思维。舆情引导要充分重视和利用用户个体的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同时要分析用户需求,力求精准化、科学化地引导。二是数据思维。在大数据时代,舆情引导要重视“数据舆情”的重要性,准确把握舆情的内在特征及其演变规律。针对传统舆情预测的滞后性问题,大数据技术可以自动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抓取热点、焦点话题,并对其进行实时监测与追踪。在数据呈现方式上,打破传统数据时代单一化、静态化的思维定式,实现立体化、全局化、动态化的涉华舆情分析,并提供可视化的数据呈现方式。在舆情引导的效果方面,大数据技术亦能对舆情间的关系进行关联,实时、精准预测舆情引导的传播效果。三是融合思维。舆情引导要打通传统的媒体分工观念,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既依托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适应新媒体的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化解舆情风险,提升舆情处置能力。要融合官方与民间等各方力量,形成舆情引导的合力,这里的“各方力量”既包括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中资机构,也包括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人华侨等,还包括国外政要、知名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记者、专栏作家、主持人等,甚至包括普通的外国民众。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方式,实现舆论引导的多元表达。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上涉及中国舆情的正面声音持续增多。但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框架单一、形象固化等一系列局限也让我们看到,在长期的隔膜与偏见中形成的舆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能轻易消除。首先,舆论的真实与偏见共存。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常规议题中,往往对文化、科技方面给予正面反应,而对政治、环境、食品安全等领域则多为负面报道。其次,在框架使用和构成方面,西方媒体的叙事框架在各领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维度,我们可以识别出至少六个通用新闻框架,如合作、人情味、责任归属、道德、经济后果、冲突。此外,还有领导力、威胁、历史等常规框架。其中,人情味、历史、领导力框架属中性,“合作”框架为积极、正面地展示中国形象,其余框架则呈现出负面性。再次,舆论的新论调层出不穷。就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存在着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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