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塔罗背后的精神世界与赫尔墨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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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世界观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着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而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传统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关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似乎越来越远去。对古代文化及其与现

古代世界观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着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而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传统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关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似乎越来越远去。对古代文化及其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将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既保持现代化的成就,也收获古代智慧的果实。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are Seven; he who knows these, understandingly, possesses the Magic Key before whose touch all the Doors of the Temple fly open”——The Kybalion

2016年10月9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寿福教授做了题为“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的学术讲座。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js333.com 1讲座现场js333.com 2主讲嘉宾金寿福教授js333.com 3考古所科研处刘国祥研究员主持 讲座伊始,金寿福教授用图像介绍了古埃及的地理地貌,并引出此次讲座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讲述18世纪末之前欧洲人了解古埃及文明的渠道。古埃及历史从大约公元前3200年持续到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征服埃及,之后埃及先后受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埃及语和其载体象形文字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近三千年的古埃及法老文明便逐渐被后人遗忘,成为失落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人对古埃及文明的了解很有限,主要通过三个渠道获取相关知识。一是古典作家对埃及的描述,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古埃及的社会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史料,但很多记述与事实不符,尤其未曾到过埃及的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含有更多的臆测成分。二是圣经《旧约》中有关古埃及社会和埃及法老行为的描写,丰富了欧洲人对于古埃及的认知。三是近代早期赴埃及游历的欧洲人的游记,如英国旅行家和人类学家波科克和丹麦探险家诺登都曾到埃及和西亚游历,并出版游记。这些游记也为欧洲人了解古埃及提供了珍贵资料。 整体上看,上述三种文字史料对古埃及文明的记载是碎片化的,甚至有很多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内容。古埃及文明较全面、真实地走入现代人的视线,与拿破仑远征埃及密切相关。接下来,金教授在第二部分重点讲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历史背景和其对于埃及学的重要意义。1798年,拿破仑率领十万大军占领埃及,随军的还有一百多位法国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科学家、制图家、画家和其他艺术爱好者。他们记录下当地的自然景观和风俗人情,描绘众多文物,抄写和临摹神庙和坟墓墙壁上的文字,收集各种文物。这些法国人回国后做了大量工作,历经近二十年时间,把这些成果整理出版,形成了20卷的《埃及志》,成为现今埃及学研究的珍贵史料。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798年成立埃及研究所并担任副主席,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共召开47次会议,这些工作为埃及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部分主要讲解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经过。金教授指出,早在商博良之前,一些欧洲人就已经提出了若干有关释读象形文字的关键线索。法国人巴泰勒米(Abbe Barthélemy)提出椭圆形里的象形文字是神和国王名字的观点。法国人吉涅斯(Charles Joseph de Guignès)认为圣书体文字、祭司体文字和大众体文字之间相互关联。丹麦人索伊加(Jörgen Zoëga)提出象形文字当中包含表音符号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开始解读象形文字,认识到大众体只不过是圣书体的简写,二者的语法规则相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象形文字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他通过对若干王名圈里面的王名的研究,最终释读出若干单音字母,进而解读出若干短语和段落的含义,实现了象形文字解读的真正突破。1822年,商博良发表了其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结果,埃及学由此诞生。象形文字的破译为进入法老的世界提供了科学依据,激发了欧洲人对古埃及的热情,了解和研究古埃及文明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风尚。 第四部分重点讲述了馆藏埃及文物较为丰富的几个博物馆的相关情况。在埃及学诞生后的两百年时间里,欧美各大博物馆将搜集和馆藏埃及各类文物作为工作重心。英国打败拿破仑以后,大批埃及文物进入大英博物馆。1802年,乔治三世把罗塞塔石碑赠给大英博物馆。在德国,威廉三世统治时期,柏林博物馆开始设立埃及分部,后来成为独立的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收藏埃及文物始于1753年,目前收藏的埃及文物数量仅次于埃及开罗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1906年开始收集埃及文物,目前共有26000多件藏品,大部分在40个展厅展出。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于1897年开放,埃及藏品主要通过购买美国埃及学家威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等人的私人收藏品逐步形成。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于1876年开放,埃及藏品主要来自哈佛大学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成果。开罗埃及博物馆建于1835年,之后几经迁移而至目前解放广场上的博物馆,博物馆二楼收藏了大量有关图坦卡蒙墓葬的珍贵文物。 与考古发掘同时,人们对流传下来的古埃及文献释读、评注和翻译,古埃及文明得到建构和复原,古埃及文明的发端、发展和衰亡过程得以重现。以此为基础,第五部分具体介绍了古埃及王表和纪年的相关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涅托编写的法老时期的朝代定义与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不同,其仅以继承者的身份和王室主要驻地作为区分朝代更替的标准,彼此之间不存在质的变化动荡和文化断裂,因此很难从考古学文化上加以区分,这也是很多埃及学家经常忽略的问题。 讲座最后,金寿福教授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发现并构建了古代埃及历史,但在这一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有关古埃及历史时段的争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东方主义问题。西方人创立的埃及学研究的时间段一般从史前时期到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为止,有的学者把下限放宽到托勒密时期,只有少数学者把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也纳入进来,但没有人把埃及学与伊斯兰教传入以后的埃及联系在一起。两种形式的东方主义由此形成:第一,西方优越于东方,因为东方文明需要西方人发现并给出正确的解释。第二,法老埃及优越于现代埃及。 其次,对于现代埃及人来说,语言、文化、宗教等差异促成了断裂,他们面临严峻的身份认同危机。其一,他们应如何看待和摆正自己与古埃及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和强化身份的同时继承古老的传统。其二,埃及学是由西方,特别是欧洲学者一手建立起来的学科。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从地域上来讲,现代埃及人无疑是古代埃及人的后代,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够架构连接其祖先的桥梁,这是他们必须正确看待和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埃及想要在保持自身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继承法老时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建构并主导的埃及学话语体系中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在限制文物外流的同时吸引和增强外界对法老时期建筑和器物的关注,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js333.com 4现场提问与交流 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刘国祥处长对金寿福教授的讲座做了精彩点评。刘处长指出,金寿福教授在百忙之中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报告,知识传递系统全面,讲述点面结合,同时阐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讲座中提到了拿破仑、商博良与埃及的关系、埃及文字的释读以及埃及王朝的划分等重要埃及考古的相关知识,对我们充分了解埃及考古有很大的帮助。金教授细致的讲述和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活跃了现场氛围,引发了在座听众的一系列思考,同时也为我们客观认识埃及考古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与借鉴。js333.com 5为主讲嘉宾颁发聘书 埃及是世界考古的一块圣地,古埃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显赫地位,近百年来吸引了世界各国考古研究者的目光。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迄今为止我国的国家考古队还未曾赴埃及进行过考古研究。2016年7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审议通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列入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古埃及文明的了解提供了新的契机。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启动,有助于我们进行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研究,探讨两文明发展的内涵机制与各自特征,更好地配合文化“走出去”战略需求,增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进一步了解对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所占据的突出地位,意义深远。

“秘传知识”是上古时期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知识等级制度的产物,古埃及人称之为“神秘知识”,古希腊哲学家称之为“隐微教诲”。古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少数古埃及知识精英开始将传统“秘传知识”以文本、图像、建筑等形式系统而集中地表达出来,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发端和后世赫尔墨斯文献的原型。此后,埃及智慧之神图特与希腊智慧之神赫尔墨斯融合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核心。上古晚期,随着基督教合法化,赫尔墨斯主义与诺斯替主义等被边缘化的古代思潮成为“异端”,但仍保存着古代文明的内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终绵延不绝地以各种面目出现。其“秘传”的出身和“异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独特的晦涩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这些东方思想的精华渐渐不为人知。

“真理的法则为七;知晓理解此者,拥有开启所有圣殿之门的魔法之匙。”——《凯巴莱恩》

东方神秘哲学在“东方”政治和文化区域内保持原有状态,但通过基督教等途径传播到西方,融入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法律等方面,到今天,西方人已将这些神秘哲学公开化和透明化并渗入西方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部分东西方冲突理解为一种“东方神秘哲学”与“异化了的东方神秘哲学”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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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神秘哲学有着悠远的历史流传。它有三种表述形式。一是文字形式,自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时代,以《金字塔铭文》为核心的墓葬文学及奥塞里斯神话为主的复活故事,到中王国时期的石棺铭文、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及《密室之书》,以及文学作品如《因森格教谕》《善腾哈瓦斯的故事》等。二是上述内容的建筑、图像表达,即神庙、墓室的浮雕、铭文、绘画。三是围绕这些主题的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可以说,它们渗透在古埃及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个塔罗师,在大量的塔罗学习和理解塔罗牌意背后的原型后,总会不满足于只做一台简单的牌意问答机,而会去寻索更深层的西方世界的灵性思想和精神本源,在这一过程中总会渐渐的推开西方神秘学研习的大门。

在庞杂的内容、繁琐的形式之下,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核心内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死一体的生命观。在这个体系中,国王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神定秩序的维护者。奥塞里斯神话中,远古的贤王死而复活,成为冥世之神,给芸芸众生提供永生的希望,把王权的合法性深植于对来世的信仰中。

塔罗,作为国内学习人数最多的西方占卜术,在普及度上总归不及八字六爻等传统术数,且在哲学观层面上总会被如老子周易,阴阳五行说等世界观模型学说所压制,显得不那么高大上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反而会被视为只能占卜的西方妖妄异术。实际上,这些都只是由于知识匮乏的误解,因为神秘学背后的哲学思想以及世界观方面的资料的匮乏所造成的不知其源,实际上,在神秘学的四大源头中,无论是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文明的古老先贤们也留下了大量丰富又宝贵的精神宝库,而想要真正的理解它们并不亚于研习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典籍。

古代晚期,赫尔墨斯主义文献逐渐形成。古典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过赫尔墨斯之书,如普鲁塔克、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等。1463年,马尔希里奥·斐西诺搜集整理了一批拜占廷时期的文献,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命名为《赫尔墨斯文集》。至此,这一专有名词得以确定下来。

而塔罗背后的神秘学心智模型的奠基,其中之一便是赫尔墨斯秘传哲理,这一流派由秘文作品(Hermetic Writings)构成,是大约公元3世纪的系列托名于赫尔墨斯所作的秘术文集,颇类似传统典籍中的伪托给黄帝的系列方术文集。这些文献的思想基于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哲学,和集各种不同的教义于一体的诺斯替教类似的宗教和哲学的集合,此类秘文深刻的影响了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并且成为过反对当时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人的理论武器,也深刻的影响了占星术,炼金,魔法等秘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也相信赫尔墨斯是一个真实存在于历史的人物并写下了所有这些作品,基督教牧师们也常引用秘文哲学著作用来论证他们的一些观点,赫尔墨斯主义作为一种古老智慧的回潮,被视为《出埃及记》中所提及过的“埃及的智慧”而被歌颂。

20世纪初,以安德鲁·弗斯迪耶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希腊文化,尤其是柏拉图思想对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要影响,这种观点成为此后几十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此后埃及学的文献解读和考古发现,不断证明了赫尔墨斯文献与古埃及传统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古代图书馆的发现,如发现于1945年的《纳克·哈玛狄经典》,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罗马埃及时期的泰布图尼斯图书馆,目前已发现2500份纸草文献,由哥本哈根大学凯茨伯格纸草国际学术委员会主持整理,其中50%的文献为宗教仪式类,主要包括:《神庙之书》《图特之书》《法雍之书》《努特之书》以及若干神话手册、祭司手册等。

摘录一些彩虹翻译的《Kybalion》的前言介绍:

这些古罗马时期图书馆所藏的文献与传统的神秘哲学文献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有计划系统整理汇编的结果,许多作品有各地不同版本,文献内容也有意覆盖天文、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汇编。二是对许多过去“秘而不宣”的仪式和习俗进行了评注,最典型的是卡尔斯堡纸草,对古埃及观测天象的旬星制度做了细致的图注,这在埃及历史上是首次出现。

我们将西方的奥秘之学知识归溯到传说中的埃及神祗赫尔墨斯Hermes,他又被称为Thoth透特,Tahuti,他是智慧之神、书写之神、知识之神。他发现了炼金术、神秘学、星相学。他的生平已经流失,现在只剩下关於他的传说。后世的埃及人将他神化,并纪念他,称他为「那三倍伟大的」。

与此相对应,古希腊罗马时期修建的埃及神庙也成为神秘哲学的书写载体——这个时期的神庙出现了“恐惧空白”式的密集装饰风格,神庙墙上刻满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从节日历法、历史大事到宗教庆典的内容和日程、每个小时念诵的咒语,甚至黄道十二宫的星图,图文并列,过去的神秘仪式从隐蔽走向了显现,过去秘传的经文也刻写了出来,只不过使用了“密写系统”,只有少数高级祭司看得懂。古埃及神庙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

神秘学千百年来被贤者与智者看守,他们没有名字,也不为人所知晓。他们将奥秘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些知识被守护,也很少被书写下来,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痕迹。

古代晚期,各个古代文明地区经历着从仪式文化到文本文化的转型,原本口传仪式的内容开始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开始了经典化或正典的过程。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文化传播交流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异文化的冲击,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系统表述、刻意保存传统文化成为潮流。古埃及神秘哲学从隐蔽到显现的过程,就发生于这个大背景之下。赫尔墨斯主义的几个主题:“原初知识”、“知识的丢失”、“神秘符号象征体系”、“超宇宙论”、“入会仪式”等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发生裂变的时代背景。

在早期,有一部份的秘传赫尔墨斯教导被写下来,作为入门教导,它被称为Kybalion(凯巴莱恩)。这个词的意义已经流失,但它的内容继续被传下去。

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正典化,使隐秘内容表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汇流,作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传下来,也使得理解其深层内涵有了参照。即使是出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动机而开始的正典化,也成为对话的基础,甚至是进一步传播的条件。

它是一系列格言、公理、准则的汇集。这些格言、公理、准则是炼金术的理论基础,它被用来实践心智力量的转化,将一种心智能量转化为另一种心智能量。

西方文明与上古文明的价值观有着严重的疏离,古埃及的神秘哲学是天人合论的宇宙观,古埃及人奉为秘传学说的各种知识,也是融合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成就的综合体。考察其传承和流变,有助于我们在古代文化中发掘出宝贵的精神财富,明白不同文明之间的决裂点也是曾经的连接点。对于所有文化和族群共同基因的探寻,将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见和误解,促成人们共建一个和谐、和平、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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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收集的古埃及文物”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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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海英

* “As above, so below.”,作为最有名的赫尔墨斯格言,因在炼金术的核心典籍《翠玉录》中出现而广为人知,实际上,这段话也正是赫尔墨斯主义的第二大原理,即一致性原理,而这段话直译过来就是,“源头怎样,支流就怎样;支流怎样,源头就怎样。”*

古代世界观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着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而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传统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关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似乎越来越远去。对古代文化及其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将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既保持现代化的成就,也收获古代智慧的果实。

在溯源塔罗的精神世界的历史源流上,我们正应遵循赫尔墨斯的教诲,并且作为塔罗师,若想要深达塔罗的极意,必然要追溯源头。

“秘传知识”是上古时期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知识等级制度的产物,古埃及人称之为“神秘知识”,古希腊哲学家称之为“隐微教诲”。古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少数古埃及知识精英开始将传统“秘传知识”以文本、图像、建筑等形式系统而集中地表达出来,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发端和后世赫尔墨斯文献的原型。此后,埃及智慧之神图特与希腊智慧之神赫尔墨斯融合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核心。上古晚期,随着基督教合法化,赫尔墨斯主义与诺斯替主义等被边缘化的古代思潮成为“异端”,但仍保存着古代文明的内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终绵延不绝地以各种面目出现。其“秘传”的出身和“异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独特的晦涩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这些东方思想的精华渐渐不为人知。

从塔罗的起源传说便有联系的赫尔墨斯

东方神秘哲学在“东方”政治和文化区域内保持原有状态,但通过基督教等途径传播到西方,融入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法律等方面,到今天,西方人已将这些神秘哲学公开化和透明化并渗入西方文明。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部分东西方冲突理解为一种“东方神秘哲学”与“异化了的东方神秘哲学”的冲突。

塔罗的起源传说一直众说纷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在1781年那个埃及象形文字还未被理解的时代,由古德杰伯林提出的tarot=王道的说法,认为塔罗即“托特之书”。认为塔罗图像与符号中隐藏了古埃及智慧的奥秘,并认为古埃及祭司将珍贵的智慧巧妙地保存于塔罗符号中,再将其伪装成一种游戏纸牌。虽然这一说法在1799年就随着罗塞达石的发现而破产(当然今天还许多塔罗书中还是这个观点,有托古的目的在内)

古埃及神秘哲学有着悠远的历史流传。它有三种表述形式。一是文字形式,自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时代,以《金字塔铭文》为核心的墓葬文学及奥塞里斯神话为主的复活故事,到中王国时期的石棺铭文、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及《密室之书》,以及文学作品如《因森格教谕》《善腾哈瓦斯的故事》等。二是上述内容的建筑、图像表达,即神庙、墓室的浮雕、铭文、绘画。三是围绕这些主题的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可以说,它们渗透在古埃及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很多人会问了,之前不是都在谈赫尔墨斯么,怎么又讲到托特了,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就将希腊的赫尔墨斯和埃及神托特对等起来;而且,他很可能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这就要讲到赫尔墨斯的来源,而我们今天所知的赫尔墨斯主要是希腊的十二主神之一,即Hermes Trimegistus,赫尔墨斯·特里斯密吉斯托斯,直译过来就是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特里斯密吉斯托斯起源于对托特神的希腊诠释,托特被视为计数和书写的发明者,宇宙秩序的修复者,律法与神圣言辞之主,被视作书写、语言、各种学问的著作的创造者,甚至在托勒密时代,被视作是创世者,藉着思想和说话创造世界。而赫尔墨斯也正继承了这一系列,被视为阴间向导、诸神信使、各种技术的发明者,魔法之神等,对神秘学的影响自然不必说,被视为占星,炼金,秘数,魔法的始祖,所以便有了各类术士的托名,即之前提过的秘文作品。(此外就是赫尔墨斯在一些炼金术典籍中经常故意名字翻译错,将赫尔墨斯神显的像是真实存在过的人,并且主要联系于自然魔法,如此所以才在排斥异教神的基督教中得以流传。)

在庞杂的内容、繁琐的形式之下,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核心内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死一体的生命观。在这个体系中,国王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神定秩序的维护者。奥塞里斯神话中,远古的贤王死而复活,成为冥世之神,给芸芸众生提供永生的希望,把王权的合法性深植于对来世的信仰中。

在这个起源传说之前,塔罗与赫尔墨斯主义便早有联系。让我们把视野放到可考的塔罗文物史上来探索古塔罗与赫尔墨斯主义的关系,目前已知最早的塔罗牌出现在13世纪,到了16世纪,随着印刷术的传入,昔日昂贵的塔罗便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伴随着文艺复兴浪潮而来的不仅是各种古代文明科技的回归,更是一次学者对于这些文明重新认识和创新之机,而塔罗牌正是这回归再创的“文化”之一,此时期的塔罗发展受赫尔墨斯主义的影响不言而喻。

古代晚期,赫尔墨斯主义文献逐渐形成。古典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过赫尔墨斯之书,如普鲁塔克、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等。1463年,马尔希里奥·斐西诺搜集整理了一批拜占廷时期的文献,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命名为《赫尔墨斯文集》。至此,这一专有名词得以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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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安德鲁·弗斯迪耶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希腊文化,尤其是柏拉图思想对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要影响,这种观点成为此后几十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此后埃及学的文献解读和考古发现,不断证明了赫尔墨斯文献与古埃及传统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古代图书馆的发现,如发现于1945年的《纳克·哈玛狄经典》,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罗马埃及时期的泰布图尼斯图书馆,目前已发现2500份纸草文献,由哥本哈根大学凯茨伯格纸草国际学术委员会主持整理,其中50%的文献为宗教仪式类,主要包括:《神庙之书》《图特之书》《法雍之书》《努特之书》以及若干神话手册、祭司手册等。

(15世纪的塔罗牌魔术师,桌上摆满了炼金术用具)

这些古罗马时期图书馆所藏的文献与传统的神秘哲学文献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有计划系统整理汇编的结果,许多作品有各地不同版本,文献内容也有意覆盖天文、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汇编。二是对许多过去“秘而不宣”的仪式和习俗进行了评注,最典型的是卡尔斯堡纸草,对古埃及观测天象的旬星制度做了细致的图注,这在埃及历史上是首次出现。

众所周知,现代塔罗在设计上主要是基于黄金黎明的韦特,克劳利设计的韦特和托特塔罗,而黄金黎明的全名便是HermeticOrderoftheGoldenDawn,即黄金黎明赫尔墨斯派修会,其创立时间便是在秘术主义者潮流盛行的1850年到1920年,创社者列维以及几个重要成员们都深受赫尔墨斯主义影响,甚至包括黄金黎明的精神前身,蔷薇十字会,其崇尚炼金技术与宗教改革,思想解放的,无不是赫尔墨斯主义的体现

js333.com,与此相对应,古希腊罗马时期修建的埃及神庙也成为神秘哲学的书写载体——这个时期的神庙出现了“恐惧空白”式的密集装饰风格,神庙墙上刻满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从节日历法、历史大事到宗教庆典的内容和日程、每个小时念诵的咒语,甚至黄道十二宫的星图,图文并列,过去的神秘仪式从隐蔽走向了显现,过去秘传的经文也刻写了出来,只不过使用了“密写系统”,只有少数高级祭司看得懂。古埃及神庙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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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晚期,各个古代文明地区经历着从仪式文化到文本文化的转型,原本口传仪式的内容开始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开始了经典化或正典的过程。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文化传播交流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异文化的冲击,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系统表述、刻意保存传统文化成为潮流。古埃及神秘哲学从隐蔽到显现的过程,就发生于这个大背景之下。赫尔墨斯主义的几个主题:“原初知识”、“知识的丢失”、“神秘符号象征体系”、“超宇宙论”、“入会仪式”等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发生裂变的时代背景。

(现代设计的炼金术塔罗中的魔术师)

古埃及神秘哲学的正典化,使隐秘内容表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汇流,作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传下来,也使得理解其深层内涵有了参照。即使是出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动机而开始的正典化,也成为对话的基础,甚至是进一步传播的条件。

赫尔墨斯主义与塔罗象征原型

西方文明与上古文明的价值观有着严重的疏离,古埃及的神秘哲学是天人合论的宇宙观,古埃及人奉为秘传学说的各种知识,也是融合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成就的综合体。考察其传承和流变,有助于我们在古代文化中发掘出宝贵的精神财富,明白不同文明之间的决裂点也是曾经的连接点。对于所有文化和族群共同基因的探寻,将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见和误解,促成人们共建一个和谐、和平、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在塔罗牌中,诸多意象的原型都是以赫尔墨斯主义为根基的,如果将塔罗中的炼金元素和占星元素以及秘数元素都当作赫尔墨斯主义的影响,那么例子太多,在此就不列举了。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收集的古埃及文物”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在这里就以大阿卡纳的经典解读,愚人之旅为例,对于大阿卡纳的解读,极早便有以“愚人之旅”的解读方式,将大阿卡纳理解为一系列的神秘主义式的灵魂/灵性提升之路,这个可追溯到古老的西方神秘主义文化传统,在20世纪,心理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将这种原型式的旅程命名为“英雄之旅”,而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则将这一个灵性之旅视为一个人的“个体化过程”。伟特塔罗的设计者亚瑟·爱德华·伟特将塔罗大牌的过程视为“灵魂的发展”;美国人艾登·格雷(Eden Gray)在他1970年的塔罗著作《A Complete Guide to the Tarot》里面,首次提出了“愚人之旅”这一名词,一直被我们用到今天。

之前提及的西方神秘主义传统,其一就是目前公认的胜利传统,后文中会谈到,而愚人之旅的一大来源便是赫尔墨斯主义,即认为人类投身到世界是一段精神的旅程,最后仍应与神性(divine)合而为一,因此一方面要研究自然的法则以了解神性的展现,另一方面也要努力修行求得精神上的精进,正如秘文作品牧羊人篇(Poemandres)所描述的那样。

塔罗大牌的原名就是胜利(Trump),起源于拉丁字Triumphi,这也是塔罗牌原来的称谓,Triumph,即胜利传统,起源于古老时代的一种打仗胜利归来时队伍排列,在古罗马,当外出打仗的战士们凯旋而归时,会在罗马的亚壁古道这里安排胜利仪式,其队伍排列的有规则的,排在最前的是最低等级,然后依次往后排到最高等级。而这一传统又是如何与命运的起伏有所联系呢,在16世纪的赛贝斯书板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阿卡纳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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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图中的下方,门外的裸体婴儿象征着未出世的灵魂,非常类似于愚人的作为0号牌的象征,而看门老爷爷,头顶着Gnosis,这一老爷爷的形象也通常被视为马赛塔罗中的魔法师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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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头上的Gnosis的意象可能与诺替斯派的主张更接近,但在秘文集作品the Cup or Monad中,愚人与赫尔墨斯有过这么一段对话,也可见体现。

愚:那么他将灵魂放在何处?

赫:他将用一个尊贵的杯盛满它,并在其中加入启示,然后醍醐灌顶给那些遵他所命在内心发出呼唤的人们:

以这杯来洗礼你自己,内心也可以做到,相信你自己可以扬升到倾倒这杯的他那里,你就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当那些人明白启示的讯息时,就会浸入意志,就会成为真知(Gnosis)的一员;当他们“获得意志”时,他们就变成了

“完美的人”。

但是不能明白这讯息的人,这些人因为他们只能理性获得支持,而不能获得意志,所以他们对自己要成为哪里的存在和凭借何物而存在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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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命运女神福尔图那)

在赛贝斯书板所展现的命运之旅的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牌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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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意大利塔罗,世界。)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普遍视福尔图那与伊西丝为世界中的图像原型,伊西丝通过生活于公元前150年的柏拉图派哲学家是阿普列乌斯在他的文字小说《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又称《金驴记》The Golden Ass)里的形象影响了罗马时期的人们,在故事中主人公英雄遭受了魔法诅咒,被变成了一头驴,在经历了诸多不幸与灾难后遇到了女神伊西斯而恢复了人形,并受到祭司的邀请皈依了伊西斯教门。这则故事反应的就是命运多羁与沉浮。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者对塔罗世界牌中人物的解读应该就是代表了福耳图那或伊西斯。阿普列乌斯笔下的主人公就是在伊西斯的引导下迈出了成功胜利的步伐。此外,秘文作品《至善训诫》,又叫做《阿斯克勒庇俄斯》,也同样通过这条与众不同的途径影响了文艺复兴。希波的奥古斯丁则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详细的引用了旧有的拉丁译本,并且这些拷贝仍然在中世纪欧洲流通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伊西丝的解读可以看作广义上的赫尔墨斯主义的余波)

在这里我们换个视角来看大阿卡纳中的命运之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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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解,为何在基督教末日审判的政教下,西方会有轮回的观念,因为普遍认为轮回观念来自于印度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主。又有人将命运之轮中的斯芬克斯等意象视为埃及的生死观,包括四角的四活物等也是这个意象。根据维斯康提-斯佛扎古塔罗中的图像,显然命运之轮是来自于上文提到过的罗马女神福耳图那的命运之轮。

实际上“转世轮回”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们的哲学学说中的重要环节。新柏拉图主义者们的观点有受到过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但早期的基督神学者们对转世轮回学说是有争论的,在公元553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宣称转世轮回说是异端学说之后,虽然福耳图那的命运之轮图像得以保留,而且其轮回学术的寓意是明显的,但是中世纪的教会却不肯承认这副图像转世轮回的象征寓意。

而这一思想被大量的保留在了赫尔墨斯主义中,并且作为着训戒真理被教导,

“Every Cause has its Effect; every Effect has its Cause; everything happens according to Law; Chance is but a name for Law notrecognized; there are many planes of causation, but nothing escapes the Law.” – the Kybalion

每一個原因都有其結果;每一個效果都有其來由;所有事情都受制於法則(the Law)之下;偶然只是未被了解的法則;有許多不同層面的原因,但沒有任何事物能逃避法則(the Law)。

每一個原因都有一個結果;每一個結果都有一個原因;沒有甚麼是隨機的;有著不同層面的因與果,低層受制於高層。哲人將自己超越一般的因果層面,他們到逹高層而成為低層的因。大眾都受制於更強的意志,但智者在高層面控制自己的心情、人格、力量、以及環境。他們成為推動者而非被動者。

同样的,在秘文作品——《致阿斯克勒庇俄斯》中,赫尔墨斯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一段对话颇具有命运之轮的本源意味。

赫:因此,流动的天体,被不动者向相反的方向推动,被另一个以反作用推动,被不动者自己通过反作用推动。而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天界的大熊星座与小熊星座,皆不升起也落下。你认为他们是停止的还是运动的?

阿:它们是运动的,最伟大者。

赫:那么他们的动力是什么,我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阿:永恒的轮回之力。

赫:但是轮回——围绕同一旋转——是由不动者定下来的。因为“围绕同一”会阻止“超越同一”。那么被阻止的“超越同一”,如果它在“围绕同一”中稳定住——矛盾就会保持稳定,而透过这个矛盾,存在就会被认为是静止。

结语

塔罗在今天大多只被作为占卜用具以及茶余饭后的游戏,但其实质上更是探索西方神秘学的大观园的敲门砖,其背后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以及各类人类心理原型的交融过程,会是继续深习西方神秘学的跳板与钥匙,正如黄金黎明的创始人列维曾将大阿卡纳对应于卡巴拉生命之树的22个路径,用于指导超越性的修行以及魔法实践,却少有塔罗占卜师能意识到这一点,赫尔墨斯主义是西方神秘学的重要支流,本文只是粗略介绍,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来研习神秘学这朵古朴又瑰丽的高原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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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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